天水小巷北城根

　　我小時候的天水城，包括大城、東關、西關、北關。我的家就在大城里。大城其實就是內城，方圓并不大，四面有城墻，還有城門。北面、南面的城墻與城門拆得比較早，我1954年開始上學，學校叫新華門小學，就是在拆了我家門前的北城墻，填了城外的一個大坑(好像叫穆家坑)后建起來的。而西面和東面的城墻與城門，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時還存留著一部分。這四面墻里的天水內城，拿現在作比照，西門到東門也就是從奮斗巷到進步巷，北門到南門更短，從青年北路北頭到光明巷口，頂多兩站路的距離。

　　青年北路過去叫鐘樓巷。鐘樓巷呈南北走向，往北走到頭就是北城墻，路西的城墻根底下有條窄窄的小巷，名叫北城根，那就是我的生養地。天水城里巷道很多，差別也很明顯，有錢或有影響的人家基本上都住在西關和東關的大巷道里，比如：飛將巷、育生巷、三新巷、硯房背后、進步巷、尚義巷等等。北城根這樣的小巷子則大多居住三教九流的小戶人家。我的曾祖父是個私塾先生，祖父在一個衙門的下屬機構里干過抄抄寫寫的差事，但很早就去世了，留下兩個寡婦，給人幫傭和從裁縫鋪攬些挽鈕門、鎖扣眼之類的針線活在家做，苦巴巴地拉扯我年幼的父親。如此家境能住在北城根，全虧曾祖父當年在這里置了一個小院。小院的北面三間房、南面兩間房、都是寬廊檐。西面一溜廊檐不寬，兩間住人的房靠北頭，另有一間廚房、一間茅廁在南端。從曾祖父到父親，我家在北城根整整住了三輩人，我們姊妹兄弟七人，除了小弟，也都出生在這里。1960年后半年，我家被迫搬離了這個老宅。十八年后的1978年，六十歲的父母在把我們一個個都拉扯成人后，自己又搬了回來，一直住到1995年北城根被拆除。

　　我的小學時代是在北城根度過的。在我的記憶里，北城根巷道不長，院子不多，一個院子一個門牌號，總共十七、八個院子。我家是11號，位于巷道的中間，與新華門小學斜對門。北城根的門牌號由東往西排列，東頭的1號院成年鎖著門，不見人。2號是個大雜院，不知道房東姓啥，但房客里有一家姓劉，姐弟兩人都是我的小學同學，后來他們的母親病逝，姐姐就不念書了，在家里做飯和照顧弟弟妹妹。3號是個大院子，有兩重院門，院門之間種著許多花，房東據說是做生意的。我們巷道里的幾個小孩常溜進這家的外院摘花，一聽到里院傳出腳步聲或咳嗽聲，便飛快地往出跑，然后站在遠處看院子里會出來啥人。等半天，會出來個老婆婆，手扶著院門，朝我們說：“狗狗，跑慢點!防著絆倒了。”4號院子的住戶是理發的“待招”。男人天天擔著一頭是爐子和銅臉盆、一頭是長腿板凳的剃頭挑子，走街串巷，招攬顧客。

　　再往西面是條Γ字型的巷中巷，因為巷口有棵大槐樹，這巷中巷就叫槐樹巷道�；睒湎锏劳�南的半截比較寬，往西拐的半截就窄得多了。這窄道北面依次是6號到10號幾個院子，南面則是天水市政府的后墻�；睒湎锏览镒畲蟮脑鹤娱T牌是5號，院門正對著得槐樹，房東是家裁縫。院子里有口甜水轆轤井，我們平常的飲用水都從這井里往上汲，裁縫脾氣倔得很，他家的井水不收錢，但他看不順眼的人絕不敢貿然上門去打水，趕上他不高興時，據說能叫你把打上來的水倒回井里。所以，半個北城根的人都吃他家的水，卻沒有幾個人說他好�；睒湎锏理斃镱^的6號院，只住著一家人，其兒子也是我小學同學。我家院子的東面就是這個同學家的西房后墻，他家的人不準我們在這墻根底下堆放東西和倒水。為了減少摩擦，我大弟出生后，我們沿著自家院門由北往南又砌了一堵墻，墻南端安了個二道門。從此以后，院子東邊被隔出了一條二門巷，與這一家鄰居的西房后墻拉遠了距離。盡管如此，他家的人還時不時地跑進二門巷察看他家西房墻根是否安全。

　　槐樹巷道的幾個院子中，我最熟悉7號大雜院。大雜院里有我一個姓史的女同學，父親在一家工廠做飯，祖母和母親成天在家糊火柴盒。她一放學回家，就要和弟妹們一起幫大人干活。我去找她玩，也“解救”不了她。這時候，我要么幫她糊火柴盒，要么自己在她家院里玩。玩來玩去，院里的其他幾家也都串熟了。知道挨著院門住的一家姓韓，是糊頂棚的，有個女孩比我大一點，但沒有上學。另有一家木匠，家里幾個娃娃都是男孩，其中一個小名叫老根根。老根根媽有點癭瓜瓜——缺碘引起的大脖子病。我上小學三年級時，姐姐從蘭州回來生娃娃，天水講究，女兒不能在娘家坐月子，我家就從老根根家給姐姐租了一間房子。這房子跟他家的柴房連著，柴房北墻上開有一扇小門，小門出去走幾步就到了我家院子。

　　10號院有一家是做饅頭的，男人每天下午肩膀上扛個圓圓的簸籮，在鐘樓巷拖長了聲音叫賣饅頭。天水人平常都是烙饃饃吃，逢年過節或者辦喜事、送葬時才蒸蒸饃。因此天水奚落一個人見識少時常說：你就曉得蒸饃過年吃!蒸饃尚且不能經常吃，那花錢買饅頭吃肯定就屬于比較奢侈的消費了。蒸饃跟饅頭形狀不一樣，用料也不一樣。一般都是用苞谷面發成酵子，然后揉上白面(麥面)，蒸的時候，搓成胳膊粗的面棒，再一一剁開便上籠。而饅頭是精白面的，而且蒸的時候還要一個一個地往圓里揉。我看著這家老婆蒸饅頭就饞，回家背著父母向祖母要錢。祖母總要扁著沒有牙的嘴數說我：你就造孽!吃得飽飽的，還要買啥饅頭哩?

　　從槐樹巷道出來向西走一段路就到了我家。這一段路上因為只有老根根家一扇院門，平常還一直從里面鎖著，所以顯得很僻靜，成了我們小孩跳房子、抓石子、彈杏核、翻洋片，盡情游戲的美好天地。我家離這里最近，我當然便是這里的主角，很多時候，我還把小伙伴領進我家的二門巷道玩，吵得太厲害了，我祖母和鄒娘就往出轟我們。

　　鄒娘是租住我家南房的房客，她丈夫鄒爹爹是煽醪糟的小生意人。鄒娘的娘家在三陽川，哥哥在天水城里烙糖餅有了根基后，把她從鄉里帶到了城里。鄒娘心靈手巧，非常能干，鄒爹爹賣的醪糟是她一手所做，操持家務、伺候丈夫、拉扯娃娃，也都是她的活。鄒爹爹挑個擔子滿街轉，遇上要喝醪糟的，放下擔子煽上幾碗掙了錢，趕緊打發跟在身邊幫忙的小兒子送回家，鄒娘才能去買面倒油(買油)，糊弄一家老小的肚子。鄒爹爹掙不來錢，脾氣就不好，成天罵老婆、打娃娃，還要抽水煙、吃好飯。為了貼補家用，鄒娘四處攬零活，給人補衣服、鎖扣眼，挽紐門，什么都干。正月十五賣自己糊的燈籠，五月端午賣自己縫的荷包。她還有一手絕活，會用西瓜籽串各種動物。那時候的人，日子過得緊巴，一個夏天也吃不上幾回瓜。我們小孩嘴饞，吃完瓜瓤連瓜皮都啃得薄薄的，瓜籽當然就更稀罕了，握在手心里一個一個地嗑，還要向小伙伴炫耀�？蔀榱俗屶u娘給串動物，我們硬是能咽著口水，省下瓜籽。鄒娘原先不識字，后來她跟著我祖母信了耶穌，上天主堂、唱圣詩，一來二去地竟然認下了許多字。我和她小女兒經常翻書里面的字考她。碰上她認識的，那表情就像考試得了100分的小學生;碰上她不認識的字，就惱羞成怒，揮著掃炕笤帚轟我們。鄒爹爹過世后，我們新華門小學的一位老師看他們可憐，就讓鄒娘給她家帶孩子。這位老師的丈夫是天水專員公署的大干部，住在硯房背后，鄒娘家便搬離了北城根，也住到硯房背后她哥哥家的院里去了。

　　鄒家搬走后，我家南房又住進了新房客。房客家的三兒子跟我小學同班，父親和大哥都在汽俢廠工作，母親后來當了北城根的居民組長。他家孩子多，上面有兩個哥哥，下面有兩個妹妹，一家七口人租住在南面兩間房子里，連個廚房都沒有。我家北房是三間，而且是寬廊沿，以后干脆就在廊沿西端做飯，把原來西房南頭的那一間廚房當成了放雜物的柴房，他母親便想讓我家將這一間柴房借給他們住人。本來這事情可以好好商量的，但當時私房改革，那兩間南房已經不屬于我家，他家覺得自己現在住的房變成了“公家”房，便理所當然地不再把我家當房主，還時不時放話出來，說房改只“沒收”了我家兩間南房，太少了，不合理。這種情況下，如果再把小柴房讓出去，肯定就成了“劉備借荊州——有去無還”，我父母沒有答應，兩家關系開始趨于緊張。

　　我父親在鐵中上班，不天天回家，我當家的祖母當時已經去世，母親不識字，人又老實不會說話。大躍進后期，街道上辦起了居民食堂，院里的居委會組長就盯著我母親，連哄帶逼，硬是動員我們一家人入了食堂。等我父親回來知道此事時，全家的糧食關系已經被轉到了轄區的奮斗巷居民食堂。而當時，北城根的所有其他住戶、包括組長家都在自己家做飯吃飯，并沒有第二戶跟我家一起也來享受入食堂的“殊榮”!在那缺糧少油無副食，饑腸轆轆的大饑荒年代，家家吃不飽，但一家人在一起還可以瓜菜代糧、稠稀調濟、抱團度荒。我母親則拖著我們五個孩子命系食堂，家不成家，冰鍋冷灶，成了北城根的另類人家，也成了北城根街坊眼中的“瓜慫”。為了退出居民食堂，跟別人家一樣共渡難關，我小學畢業那年，父親先通過轉學把我和大弟的糧食關系分別轉到了鐵中和鐵小、讓我們住校。半年后又通過搬家轉關系，讓我母親和三個弟妹“逃離”了奮斗巷居民食堂，也“逃離”了北城根老宅。

　　12號院的范家是我們的老鄰居，幾十年來關系一直很好。范爹爹是典型的老好人，見了誰都和和氣氣。他因為眼麻得太勁大(高度近視)，早早地便賦閑在家，當家的老伴范娘雖然出身農家不識字，卻行事大方、精明能干，里里外外一把手。她家院里也有一口井，但不是甜水，我們平常洗洗涮涮的用水都出自這里。范娘家的兒子年齡比我父親小不了幾歲，在東關小學給我父親當過學生，見了我父親總是恭恭敬敬地先叫陳老師，再叫陳爸。范娘家的大女兒跟我姐姐同歲，解放前就上了小學，解放后接著上中學，又到蘭州上中專，以后一直是天水農具廠的骨干技術人員。她的女兒90年代上蘭州商學院時又湊巧成了我的學生，兩家關系一直沿續三代到現在還有來往。范娘家的北房曾經住過一家租客，男人是青年北路小學的趙校長，以后被反成了右派，在滿世界“右派、右派，像個妖怪”的唱罵喊打中，才知道他名叫趙仰云。他們家好像是莊浪人，老婆和幾個孩子說話土，穿著也土。大兒子趙富德從老家轉入新華門小學，跟我上過一個班，但沒有多長時間就跟著父母一起從我們的視線里消失了。

　　范家院子的西邊，又是一條向南拐進去的窄巷子，巷子中只有兩個院。窄巷子的后面一個院房主姓羅，羅婆跟我祖母交情很深，都信耶穌，平常串門聊天，星期天一起去教堂作禮拜。我祖母有肚子疼的老毛病，一疼起來肚子上會鼓起個包。每到這時，她就讓我去請羅婆。羅婆和鄒娘坐在我家炕上，一邊輪換著給她揉肚子，一邊作禱告。說起來也怪，這么折騰一通后，我祖母的肚子真的就不疼了。起初，羅婆的兒子不在天水，有一年，忽然領著老婆、孩子從四川回來了。那老婆是四川人，幾個孩子也都說一口四川話。當時的天水外地人不多，而且大都是抗戰期間逃難來的河南人。所以天水人把外地人全當成了河南人，在很長一段時間里，我們都把羅婆家的三個孫子叫河南侉子，還怪腔怪調地學他們說話。聽我婆說，羅婆的兒子原先是解放軍�？晌也幻靼祝航夥跑娔敲戳瞬黄�，他為什么不穿解放軍衣服，還成天呆在家里?長大了才明白，他這個解放軍并不硬氣，是從國民黨軍隊中投誠起義過來的。從四川回到天水后在工商聯上班，鬧文化大革命時被整得很慘。

　　羅婆家院子外面有一小片僻靜的空地，南面和西面都是房屋，但這些房屋卻背對我們北城根，院門開在另外一個巷道——硯房背后。那西面的高院墻里住著我小學一個姓趙的同學，她家院子很大，正門位于硯房背后的幽深處，大院里住著叔叔伯伯好幾家，人不少。為了上天水一中和新華門小學的孩子們方便，趙家在自己的東墻角上開了個小門，門一開就是羅婆家院外的空地。這個小門在北城根沒有門牌，平時也老是從里面鎖著。但我們常常會趁小門開著的時候“打捷路”，溜進去穿過趙家大院，從硯房背后一直跑到城中心郵電局大街上。跟趙家院墻垂直的南院墻比趙家的院墻還要高，墻里面的院子在天水很有名，過去叫賈家公館，以后叫公安處。賈家公館的主人是天水開明士紳賈宇清，祖上在外地當過官，公館蓋得非常氣派，正門面向大街又不在大街上，到大街上去要由北向南走過一段百十來米長的短巷道，巷道其實就由天水市政府(最早是隴南書院，后來變成天水中學，以后成了市政府，再以后又變成秦州區政府)的西墻和天水郵電局的東墻夾峙而成，既寬敞又安靜。我祖母以前在賈家公館幫過傭，據她說，公館里面大得很，四、五個院子，一個套著一個，還有一個大花園。我舅舅家住在硯房背后，每次去舅舅家，經過賈家公館時，我總要探頭探腦地往門里面張望，但賈家公館已經成了公安處，不讓我們小孩子隨便靠近，更不讓我們進去。直到1968年，舊公檢法被“文化大革命”砸碎以后，學校“革命委員會”派我們去整理材料，才有幸走進了賈家公館，但那時候的它已經不神秘了，可我還是在心里把它跟《紅樓夢》里的賈府進行了比對。

　　再說回北城根。從窄巷子出來，北城根西邊還有四個院子。頭一個是15號院，比我家和范家院子都大。主人丁爸在西關開著一個雜貨鋪子，公私合營后因為年齡大，身體不好，嗓子眼里老是“呼嚕呼嚕”跟扯風箱一樣響，他老婆就去鋪子里上了班。他們家孩子不少，老大和老二都是姑娘，年齡比我大一些，她們的妹妹年齡又比我小一點，但我們常在一起玩。院子里還有兩家房客，一家男人是個干部，出來進去根本不理我們這些碎娃。女人原來是家庭婦女，后來在文化館東面的自行車修理鋪參加工作了。他家的孩子是兩男兩女，名字我都還記得，但我們卻在一起玩得不多，媽媽上班，他們似乎都要承擔家務，不像我一樣，家務有祖母和母親做。另一家的女主人跟12號院的范娘是親姊妹，我上小學時，她的大兒子就在蘭州上大學，有一年夏天，在黃河里游泳被淹死了。她哭得死去活來，落下了一身病，不久便去世了。男主人個子很高，在建筑公司干活。他們的小兒子虎虎，人有點憨，沒怎么上過學，長大后也在建筑公司干活，范娘幫他找了個農村媳婦，身體很強壯，北城根像我父母這樣缺勞力的人家就雇她挑自來水，平時也給她和孩子送些自家娃娃穿舊的衣服、鞋子。

　　北城根巷道的倒數第二個院子是個編織廠，大概歸街道或民政局管理，干活的大多是老弱病殘。編織廠院子很大，樹也多，雜亂地堆放著竹棍、鐵絲等材料，工人們多數時間在院里干活。他們手不閑，嘴也不閑，打打鬧鬧，好像非�？旎�。聽我父親說，過去這里叫王氏佛庵。王氏是天水大戶，先人做過官，祖宅在硯房背后。這叫佛庵的院子與祖宅有小門相通，想當年應該是王家先人念佛俢行的地方，可以后不知怎么就慢慢變成了公眾場所。我的曾祖父當私塾先生，就是在這個院子里開館授徒。

　　等到我上小學四、五年級時，編織廠又變成了石膏廠，有一年的暑假，為了掙錢，我還和小伙伴們在這里干過砸石膏、剝云母的加工活。砸石膏是個不須用心的苦活，就是把燒制石膏的礦石砸成核桃大小，這活男女老少都能干，砸一筐好像是給六分錢。我不記得自己究竟掙了幾個錢，但忘不了因砸石膏弄丟家里的斧頭而被大人們數說了好幾年。剝云母那是跟繡花一樣的技術活，要用刮胡子刀片把一塊塊云母剖成跟紙一樣的薄片�，F在想來，這根本就不是小孩子能干了的活。所以當年的我，貼上自己錢買來刀片，手指頭被割破多處，剝成的云母片卻怎么也達不到標準。最后，由我祖母領著去求人說好話，才總算沒給石膏廠倒賠云母。三年困難時期的1961年，我家搬到了西站鐵路工房，再搬回來時，已是1978年，石膏廠又變成了編織廠，看樣子規模比從前大了，但巷子里的小孩卻不再像我小時候一樣跑出跑進在這里玩耍了。

　　我家搬走后的這十八年里(1960——1978年)，北城根許多院子都沒有了以前的模樣，院里加蓋了不少小房和廚房，許多原先的住戶、舊人不在了，又增添了許多新人新戶。每當有住戶仗著資格老、欺負我父母時，12號院的范娘就會挺身而出、很權威地告訴那些人：你是曉不得，這陳家那才是北城根的老住戶哩!北城根因城墻而得名，我上小學前兩年，北城墻就被拆了，但北城根依然叫北城根，不過和相通的西倉巷、硯房背后合起來組成了奮斗巷居民委員會，后來的人就把它也叫奮斗巷了�，F在，叫什么都無所謂了，因為這條小巷已經徹底不存在了。1995年，一個曾經跟我同過學、也是在北城根長大的人，三弄兩弄變成了房地產商，把北城根開發成了商住樓。原來的院子拆了，原來的住戶遷了。商住樓里住進去的都是新居民。新居民們肯定不會關注：最初的幾年，每逢學校放寒暑假時，一個老人被女兒攙扶著常來這里。那老人一步步用腳丈量著走到某根電線桿旁，便舉起手中拐杖指點給女兒看：這里就是我們家院子的老地方。——那女兒就是也到了懷舊年齡的我，老人就是我那至死不忘先人老宅的父親。

　　(成于2005年，修改于2022年)

    作者簡介：陳愛珠，一九四七年生丶甘肅天水人，曾就讀天水一中，歷經插隊下鄉，恢復高考當年入西北師大中文系，畢業后在省財經大學執教至退休。